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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河入海:浦东30年的四张面孔

2020-11-16 09:09:36

注:本文授权转载自饭统戴老板,未经授权,不得转载。

1992年,金茂大厦破土动工

作者:陈畅/李健华

编辑:余佩颖/周哲浩

出品:远川研究所泛财经组

1990年初,邓小平前往上海视察,启程回京时,他对前来送行的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说:“你们提出来开发浦东,我赞成。你们去跟泽民同志说。”朱镕基回答说:“泽民同志刚到北京工作,上海的事情要他讲不方便[1]。”总设计师当即回答道:“好,我来讲!”

回到北京后,邓小平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说:“我已经退下来了,但还有几件事,我还要说一下,那就是上海的浦东开发,你们要多关心[2]。

总设计师建议中央政治局、国务院对此专门讨论一下,再作出正式决策。2月26日,上海市委、市政府正式向党中央、国务院提交《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》。一周后,邓小平再度谈起上海:“机会要抓住,决策要及时。上海是我们的王牌,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。”

那年春天,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亲自率队到上海,就浦东开发问题进行专题研究、论证,最后汇总形成了向中央汇报的《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开放几个问题的汇报提纲》。报告提出,浦东开发要再加上“开放”的定位,从而把浦东开发开放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。

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“80年代看深圳,90年代看浦东”。但要知道,1990年以前,浦东100多万15岁以上人口中,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8年;中小学里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同时达标的仅有7所;卫生机构有50多个,没有一所三甲医院——对上海人来说,浦东就是乡下。

事实上,“浦东”在90年代之前还只是黄浦江东岸的一个泛指概念,占上海整体的比重仅为8%。1992年10月,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浦东新区,浦东才正式成为一个行政概念。

李鹏后来回忆道,“从小平同志那里出来,泽民同志就和我商量,全国不少的城市都要求成立特区,如果特区太多了那就不特了,那么我们商定,浦东就不叫特区,而叫浦东新区[3]。”后来朱镕基对“新区”这个概念做了个诠释:不特而特,特中有特,比特区还特[4]。

从1988年到1994年,邓小平连着在上海过了七个春节。1994年的春节是他晚年在上海逗留时间最长的一次,也是他最后一次外出视察。春节前,他在寒风细雨中视察了浦东,回北京时他嘱托送行的上海官员,“你们要抓住二十世纪的尾巴,这是上海的最后一次机遇。

有意思的是,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·弗里德曼曾在1993年到访上海,称浦东开发计划不过表面文章,将其比喻为俄罗斯的“波特金村庄”(泛指专门用来给人虚假印象的建设和举措)。在他看来,浦东开发带着太多不熟悉的色彩。

但弗里德曼错了。在接下来的30年里,浦东、上海和中国一起走向了繁荣,它的磅礴和恢弘,将给世界带来了持续的震撼。

01. 高度:烂泥渡上拔起的632米

1989年10月,上海市研究浦东开发专题会上,时任市长朱镕基提出了一个想法:“上海的发展一定要考虑面向太平洋、面向未来,各种基础设施的布局一定要按这个要求[1]。”

一年后,朱镕基主持浦东新区设计规划会,他讲道:“不但陆家嘴的设计,整个这一带的设计,要向全世界招标……号召全世界的建筑设计师来投标,这就一下子提高了上海的知名度[1]。”之后,经过17轮讨论修改,历时两年,最后完成了陆家嘴中心区域的规划。

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地区规划进行国际咨询。但区域规划还不够,决定陆家嘴命运的,是产业规划。

1995年3月,30多位政策决策专家和学者聚集在浦东的川沙宾场,开了一场闭门会议。会议就浦东下一轮该放开什么产业进行了三天三夜的集体讨论,最终达成了一致主张:浦东下一轮应该发展以金融业为首的现代服务业。这句简单的结论决定了陆家嘴的命运。

在规划中,浦东把金融、贸易产业集聚在昔日金融中心——外滩对面的陆家嘴地区。后来,曾任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黄奇帆概括说,浦东开放在金融、商业等第三产业上政策很突出,反映了中国的开放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,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开放。

川沙会议后专家们提交了一份报告,得到了中央的高度认可。报告内容主要建议:中央允许浦东新区在服务贸易等某些领域对外开放,先行先试。包括允许外资银行在浦东试营人民币服务、允许在浦东建立中外合资外贸公司、允许在浦东设立中外合资保险公司等措施。

会议的内容也成为后来国务院的“61号文件”,正是这份文件,为浦东乃至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发展奠定基础,一场中国金融业的变革从上海起步。1995年6月28日,中国人民银行做出表率,把上海市分行迁到浦东陆家嘴,标志着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正式启动。

后来参与川沙会议的一位专家回忆:“深圳人看到这个文件非常惊讶。

之后的两年里,上海证券交易所、期货交易所、产权交易所、钻石交易中心等相继落地陆家嘴,同时日本富士银行、汇丰银行、渣打银行、花旗银行、光大证券等大批金融机构落户在陆家嘴。在这样数量的金融龙头机构聚集下,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始渐成气候。

目前的陆家嘴金融城,已成为中国金融市场体系最完备、金融交易最活跃、金融机构最集聚、国际化水平最高的金融产业高地,区域内已集聚了12家国家级要素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,870家银、证、保持牌金融机构及其分、子公司,6000家新兴金融机构,3000多家专业服务机构。

浦东开发前,东昌路是浦东最繁华的商业街,与之相交的则是一条叫“烂泥渡”的道路,这里四五米宽,一旦下雨就变泥巴路。

而昔日的“烂泥渡路”已经改名为银城中路。它位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核心地段,北边是金茂大厦、东方明珠电视塔、西边是滨江大道、东边是一栋栋屹立的办公大楼和世纪大道。从“烂泥渡”变成国际金融核心区,陆家嘴只用了三十年,云泥之别,今非昔比。

屹立陆家嘴的上海中心高632米,它代表着上海的高度,在某种程度上,它也代表着中国金融开放的高度。

02. 深度:逆天改命的超级工程

上海因河而兴,港口条件得天独厚。但众所不周知的是,港口一度是困扰上海发展的一个大难题。

90年代,上海的工业和外贸开始齐头并进。按理来说,上海每创造10亿工业总产值,就需要有一个年通过60-70万吨的万吨级泊位与之配套。但现实是,上海码头货物吞吐能力严重不足,遇到5万吨的船就要在长江口外减载候潮。

内部建设不足,外部对手又虎视眈眈。神户、釜山、甚至高雄都在争相成为亚太地区的航运中心,彼时,大陆的货物要想进入国际市场,都要到神户港进行周转。

一般而言,港口可以分为两类,一类是母港,一类是喂给港,前者往往是国际性枢纽港,汇集万吨级货轮;后者只是用中小货轮给母港运送货物,战略地位截然不同。如果没有深水港,上海就只能是一个喂给港[6]。

随着上海经济体量从1990年的756亿快速上升为2000年的4771亿,这一致命短板变得愈发突出,决策层已经意识到,“上海要真正成为‘一个龙头、三个中心’的目标,关键在于发展现代港口,核心就是建设深水港。[7]”没有国际航运中心的支撑,经济、贸易、金融中心的作用只会处处遭遇掣肘。

决策定下来,首要问题就是选址,北上宝山罗泾、东进外高桥、南下金山嘴都被挨个否决。地处长江入海口的罗泾和外高桥,都受到“拦门沙”的影响,长江泥沙大量沉积于入海口,使得航道水深只有8米,金山嘴靠近杭州湾一带,水深与长江口依然相差无几。

水深不够、大船难进,成为横亘在港口选择面前的最大难题。

彼时,交通部已经准备用“束水冲沙”的方式直接疏通出长江口12.5米深的航道,可神户港在1987年就具备了5个水深15米的集装箱泊位,如此一对比,12.5米还远远不够。建成即落后显然不行,一条共识变得愈发清晰:“要一劳永逸地解决上海没有深水港口的问题。[6]”

市域范围内迟迟没有找到合适的港口,几经周折,决策层开始将目光开始瞄向了位于浙江舟山的大洋山和小洋山。此处航道水深平均可达15米,海潮强劲使得泥沙不易沉积,向西北32公里对接上海芦潮港,向东82公里处即为国际航线。港口资质良好,唯一的问题是,大、小洋山行政上隶属于浙江。

建设前的小洋山,岛屿错落

事关利益分配之处总难避免刀光剑影,双方最后都各做妥协。大、小洋山行政隶属保持不变,港口管辖权、土地施工以及建设资金来源交由上海,洋山产生的租金、税收以及所有领航费用都划归浙江所有。如此,在上海的“高姿态”和浙江的大局观配合下,洋山港正式动工。

分布在大、小洋山之间的是十几座不相连的小岛,连结小岛并打造出一个8平方公里的平整陆地,相当于在1000个足球场上把沙子堆出7层楼的高度,光是填海所用的砂石总量就超过了一亿立方米[10]。

作为全球唯一的一个在外海岛屿上建造而成的离岸式集装箱码头,与港口建设同步推行的还有32公里的东海大桥,它也是连接浦东与洋山港的成败关键。在没有经验、连资金也要靠自筹的困境下,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态度坚决:“勒紧裤腰带也要把这座桥建起来[9]。

我国首座外海跨海大桥——东海大桥

2005年,东海大桥和洋山港一期先后竣工,完成5个10万吨级深水泊位,年吞吐能力达到220万标准箱。洋山港建成后,意味着上海港正式摆脱了沦为“喂给港”的命运,并开始向世界级港口蓄力冲击。

一年以后,洋山港二期建设完成,再增4个10万吨级泊位,年吞吐能力合计达到430万标准箱。2008年三期建设完成以后,2010年上海港首次超越新加坡港,成为全球第一大集装箱港,并一直保持至今。2017年,洋山港四期又建成了全球最大单体自动化智能码头,接待起2.4万标准箱级别的全球“船王”都变得驾轻就熟。

洋山港四期无人码头

洋山港的意义显然不止于此,从其诞生之初起,洋山港便不只是上海的港。在以上海为中心,向外辐射至长三角,再沿着长江溯江而上,它影响的,是跨过9省2市,汇集着40%人口,占据全国46%GDP的经济带。

当十万吨级的巨轮停泊在洋山港码头,集装箱迅速卸货转运,它们或经由东海大桥进入贯通全国的陆路运输系统,或转为中小货轮,从长江口沿江进入广袤内陆腹地,相继经过苏州港、南京港、芜湖港、九江港、武汉港、重庆港、泸州港等大小港口,在这15年里参与并见证一方经济增长。

当初,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上任后第一次接受电视台采访,记者问他想对市民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?他回答到,“上海是全国的上海,是全国人民建设出来的上海[9]。”

的确,没有中央的居中协调、没有全国人民的支援、没有长三角腹地的富饶、没有的沿江经济带的高度发展,上海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撑起全球最大港口的吞吐量。应该说,洋山港的深度,代表着上海的深度;但上海的深度,归根结底是受益于中国经济的深度。

03. 广度:自贸区是怎么炼成的?

2013年5月,国务院推出了一份建设上海自贸区的初步建议书,21项措施在列。

建设上海自贸区的方案雏形早在2010年就已出炉,由中国生产力学会起草上书至国务院。时任学会会长的王茂林回忆起那时的背景,浦东开放走过18年,但2008年的上海仍未完成建设国际经济、金融、贸易、航运中心的任务,究其原因是改革束手束脚,涉及经济和金融等领域改革都要到各部委审批[7]。

2008年,北京奥运会获赞“无与伦比”;神舟七号成功发射升空;全球经济危机下中国逆势增长9%,还给全球经济贡献了20%,然而上海投资者在那年走完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的程序,还需要足足3个月。

那段时期,以美国为主导的3T协定(TPP、TISA、TTIP)将白宫要架空WTO的算盘拨得响亮,被边缘的除了WTO,还有缺席3T的世界最大贸易国中国。2013年9月,中国提出加入TISA谈判的申请,但最终没有获得批准,理由是服务业开放程度未达标[3]。那年,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,中国服务贸易总额首破5000亿美元。

然而,中国服务贸易出口的数据较制造业出口的数据,小巫见大巫。中国服务贸易的门槛仍高冷不可攀,成为经合组织里的“异类”[4]。

WTO红利在褪色,希拉里称呼着21世纪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,奥巴马扬言要赶在中国前为亚洲确立游戏规则。对中国来说,如何推动进一步的开放,又成为了一个必答题。

2013年8月,国务院正式批准设立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,试验区范围涵盖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、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、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。一个月后,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。

自贸区占地28.78平方公里,上海市面积的1/226,这个占中国国土面积万分之零点零零三不到的一点,成为了撬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支点。

1990年6月浦东开发开放之初,国务院便正式批准浦东新区创办了过渡性质的上海外高桥保税区,英文译名FreeTrade Zone(自由贸易区)。

保税区的立法工作也在同一时间进行,1996年12月,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的保税区条例正式通过。这部条例在浦东新区管委会副主任胡炜看来并“没什么干货”,但白纸黑字的效果却是“出乎意料得好”[6]。

外国企业看到的是诚信体制,法治精神,再加上之前积累的口碑,外高桥兴起了新一波的投资高潮。到了2012年底,10平方公里外的外高桥保税区,贸易总额已达1万亿元,平均每平方公里税收100亿元,超过了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[7]。

法治思路延续到了自贸区的建设上,法制先行成为一大亮点。

自贸区成立前夕,国务院被授权可在上海自贸区暂时调整有关法律规定,不闯现行法律的红灯,而将自贸区改革试验与之冲突的地方调整“信号系统”。2014年,《中国(上海)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》全票通过。

法治效应下,28.78平方公里在闻风而动的全球企业面前,不够了,自贸区随即扩围。2015年4月8日,国务院印发通知,确定上海自贸区实施范围120.72平方公里,陆家嘴金融片区、金桥开发片区以及张江高科技片区纳入其中。

上海自贸区的宽度在扩展,但从一开始它的影响辐射面积就非28.78可框于墙内的。打出生起,上海自贸区流淌的就是“制度创新”的血液,绝非圈地铁丝网内的政策红利;以身为全国“试错”,踏出可推广、可复制的改革路,不要特例独行。

这其中的经典案例无疑是上海自贸区推出的中国第一份外商投资“负面清单”,在此之前,中国对外商往往以“正面清单”为主,清单上有的行业和领域才允许外商投资。而“负面清单”意味着,只要没上这投资领域的黑名单,那一切皆可投。

2017年,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了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(2017年修订)》,由2015目录的“鼓励类、限制类、禁止类”改为“鼓励类和负面清单”,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外商投资“负面清单”。

利率市场化也同样从自贸区起步,2014年,央行将小额外币存款利率上限改革扩展至全上海市,这是第一项推广至区外的金融改革政策;区内推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,一年后挂牌的广东、福建、天津三地自贸区,一致提出试行该政;区内企业注册实行“一表申报、一口受理”,福建自贸区平潭片区的投资审批也从99个章变成1个章。

中国改革开放第一季在边陲小镇“杀出了一条血路”,第二季在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做起制度试验。上海自贸区需要用“以身试错”的精神为全国趟出了一条新的道路。自贸区路在何方,上海仍然需要交出新的答卷,而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的当下,这张答卷弥足珍贵。

04. 精度:14nm里的张江高科

2000年,日后被称为晶圆代工“教父”级人物的张汝京渡过海峡来到大陆建厂,第一站选的便是上海张江。

在上海之前,张汝京对包括北京、深圳和香港在内的五个城市做了考察。虽然张江名不见经传,但张汝京在这里受到了出乎意料的热情招待。要知道当年的张江还是一片正宗的菜地,与如今“中国硅谷”的气派形象相去甚远。当年为了争取到中芯国际,张江可谓倾尽全力。

当时,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亲自带着张汝京一行来到浦东,力荐他们落户张江,并向他们承诺,“想要哪块土地都可以”。

张江高科早年鲜有人问津

中芯国际的人曾回忆过当年落户张江的经历[15]:“选择上海、选择张江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动作很快,做决定的速度也很快。先决定项目,再补办相关手续,这是当时张江的思路。”这种雷厉风行的“张江思路”对张江的发展至关重要,尤其是在资源短缺的早期阶段。

事实上,早在中芯国际落户之前,张江就已经把集成电路当做核心的产业规划方向。1995年,国家启动了庞大的909工程,投资额高达100亿元,而承担909工程的上海华虹集团就落户在了张江。不过,张江真正在全球半导体圈闻名,还是要归功于2000年落户的中芯国际。

2000年8月24日,中芯国际在张江落户,投资近15亿美元,此前这里最大的投资不过3000万美元。公司取名”中芯”,希望能够成为“中国第一芯”。一般来说,建立一座半导体制造厂需要花费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,中芯国际仅仅用了13个月就完成建厂。

中芯国际落户张江

浦东利用半导体产业的一个规律——芯片工厂在哪里,与芯片设计、制造、生产等相关的上中下游企业就必须很快跟进,于是,在张江大力引进高端的芯片公司同时,也打造一条晶圆制造、芯片设计、封装测试、设备材料、配套服务等上百企业组成的上下游产业链。

如今,张江坐拥300多家研发型科技中小企业,聚集了约38万各类科技人才,其中不乏诺贝尔获奖者、海外院士和中国两院院士。这片区域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“硅谷”。2018年,以张江为核心的上海集成电路产业总产值达到1450亿元,已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。

能取得这些成就,跟张江对集成电路的坚持是分不开的。从“909”工程启动的1995年,到中芯国际在A股上市的2020年,在整整25年里,张江的芯片产业熬过了充满挫折的低谷。在2019年爆发的“芯片封锁战”后,一位行业资深专家这样私下评价道:

“当年上海持续给芯片输血,幸好他们坚持住了。”

05. 尾声

1996年11月,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访问上海,主持浦东开发工作的赵启正亲自接待。在黄浦江西岸,克里斯托弗问赵启正:“据说世界银行报告写着,上海的建筑吊车占全世界的17%,是吗?”

赵启正回答:“我也听到这个数据,但没有看到这个报告,因此我不能给你一个肯定的答复。但是我知道,浦东地区每昼夜消耗的建筑材料是10万吨[7]。”

新区成立之初,浦东的GDP是60.24亿,在全上海占比不到1/12。当时新区的设想是,到2000年把GDP搞到500亿,但是十年之后,浦东新区的GDP已经突破千亿大关,而到了2019年,浦东新区的生产总值达到12734亿元,这是1990年时的211倍。

英国经济学家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德·科斯曾在《变革中国: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》中这样评价浦东的发展:“如果说深圳是中国80年代对外开放的象征,那么浦东则可谓90年代对外开放的典范。”

如今再审视而立之年的浦东:陆家嘴高楼林立,自贸区生机勃勃,张江高科里塞满了各类芯片设计公司、国产大飞机C919浦东机场首飞、洋山港四期自动化码头走红网络、临港新城正在高速崛起……浦东既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发展的参与者,也是中国奇迹的见证者。

浦东用它过去30年的高度、广度、深度和精度诠释了改革开放。它的历史使命还没结束,也永远不会结束。

全文完。感谢您的耐心阅读。

参考资料

[1] 朱镕基讲话实录,人民出版社

[2] 邓小平与上海改革开放,人民网

[3] 李鹏经济日记,李鹏

[4] 口述上海:浦东开发开放,上海市党史研究室

[5] 浦东开发可以后来居上,上海市党史研究室

[6] 筚路蓝缕——世纪工程决策建设记述,张国宝

[7] 中国传奇——浦东开发史,谢国平

[8] 黄镇东:大小洋山隶属浙江,建深水港分歧如何解决,澎湃新闻

[9] 徐匡迪:建洋山深水港是为“物畅其流”,不为赚钱,澎湃新闻.

[10] 洋山故事:鲜活生动的东方大港,浦东要闻

[11] 行政归浙江,管理归上海,全球第一大港成功建了起来,上观新闻

[12] US Should Support China’s Inclusion in the Trade in ServicesAgreement, PIIE

[13] 上海书记韩正:自贸区是总书记和总理直接推动,新华网

[14] 浦东奇迹|胡炜:新区管委会那些人和事,澎湃新闻

[15] 科创板1周岁,三家企业的“登科”故事,浦东发布

[16] 那三年是我人生最难忘的日子,吴承璘,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

[17] 口述中国|谢志峰:我所见证的世界芯片产业30年,澎湃新闻

[18] 而立浦东再立潮头 ——写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之际,观察者网

[19] 86.7吨进博展品夜靠泊洋山港,上海公安全程守护,腾讯新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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